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国无信不强。网络诚信建设必须成为社会诚信建设的基础性工程，需要一砖一瓦，立规铸范。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印发《常见类型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必要个人信息范围规定》，涉及39类常见网络服务类型，针对的正是互联网领域的失信行为。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数字媒体研究室主任、研究员黄楚新认为：“全社会与互联网深度融合，网络诚信水平就是社会整体诚信水平的体现，会最大影响人们对社会整体诚信水平的感受、认知与满意度。”
隐私泄露：建议明确责任、顶格处罚
隐私泄露是央视315晚会后的热点话题之一。智联招聘、前程无忧、猎聘网等招聘平台均存在若干漏洞。大学生小傅告诉记者，自己去年暑假找兼职时在招聘APP上填报了个人信息，至今仍在收到很多精准拨打的骚扰电话，令人不胜其烦、不寒而栗。
新出台的《规定》已对求职招聘类APP作出规范，将“必要个人信息”限定为“注册用户移动电话号码”“求职者提供的简历”，当招聘APP索要其他个人信息时，求职者有权不予提供。
此前中国青年网曾做调查，通过黑产QQ群购买一份简历只需7元，相关个人信息一览无余，求职者很容易落入诈骗陷阱。近年来，各地警方破获多起类似案件。
北京市京师（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韩世文在接受中国青年网采访时说，近年来，个人信息泄露和买卖严重侵害公民合法权益，有些已经酿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网络安全法规定了加强网络安全保障，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已经施行的《民法典》也作出规定，个人信息的收集、存储、使用、加工、传输、提供、公开等，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原则，不得过度处理。
“不只招聘类APP，信息泄露在整个社会场域中都存在，网民几乎‘裸奔’，给犯罪行为提供便利，并产生连锁负面反应，比如有的年轻人因网贷致死。这不是个体问题，是结构性问题，不解决‘土壤’的问题，光对一棵树局部修枝剪叶，将来还会出问题。一旦出现问题，就应该排查系统性风险并进行顶格惩罚。”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漆亚林告诉中国青年网，有法律法规但执行不力、违法成本低、一人受罚但利益产业链条上更多人仍在获利，是这类问题屡禁不止的更深层次原因。
被央视315晚会曝光后，属地有关部门约谈了智联招聘和猎聘网，并表示将加强监管，加大曝光和处置力度。
在漆亚林看来，除了重拳出击处置，还需要明确诚信链条上各方的责任，哪些是平台责任，哪些是个人责任，必须分明。“不能靠大学生自己去甄别真假。平台把关是前提，因为平台是获利方，负有监管责任，不能把责任推给消费者。立法中，责任要分明；执法中，处罚要到位。要系统分析，抓住要害。”
网络直播：亟需行业共识、技术控制
眼下，网络直播成为失信重灾区。去年6月，北京市消协发布报告指出，在30个直播带货体验样本中，竟有9个样本存在证件信息公示问题，3个样本涉嫌虚假宣传问题。在创造历史的“消费奇迹”背后，是刷单者疯狂的“引流集赞”。受访者小颖表示，自己在主播诱导下购买了一款“火遍全网”的运动鞋，到手后却发现是低劣仿货。此外，直播间大量存在的以抽奖和打赏为掩盖的涉嫌赌博行为，更是毒害万千青少年。
人民数据研究院副院长陈丽告诉中国青年网记者，网络直播中的失信问题，多表现为商品质量低劣、夸大宣传、服务缺少监管、售后缺乏保障，问题的症结与行业和舆论都分不开。
首先是行业风控。直播带货往往依靠私域流量变现。私域流量强调主播自身进行营销和传播的自主控制权，播出过程中很少受到限制，风控意识不足，甄别不充分。
其次是舆论氛围。“流量为王”，主播间的比拼大多数只看粉丝数量和售卖金额，很少对质量或信誉进行评估和评价。这种“只重量而不重质”的风气影响了对行业、对主播行为的评价。
找到问题症结，亟需对症下药。3月1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制定出台《网络交易监督管理方法》，对社交电商、直播带货等领域出现的新问题，明确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角色定位，明确了网络交易经营者、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市场监管部门等主体的责任与义务，对虚假交易、伪造流量、误导性展示、混淆视听等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了明文规制。
有专家担心，这些规范和办法仅作为行业自律性文件存在，对直播带货中的违法犯罪活动无法起到强制性的震慑作用，只能起到督促和劝诫作用。但陈丽认为，这种正在形成的行业共识，恰恰代表着网络直播行业的蜕变和趋势。
“去年6月，人民数据研究院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互联网与新经济专业委员会做了一项关于数据安全的研究，发布了大数据风控与权益保护研究报告，着眼于行业共识的形成，提出‘行业自律十二原则’：合法原则、授权原则、必要原则、最小范围原则、明示原则、比例原则、封存销毁原则、可追溯原则、被遗忘原则、整体性安全原则、保护开发者原则、数据合规原则。”陈丽说。
除了这些由内而外的约束，下一步，直播带货中的网络失信行为，还有望通过新技术力量得到控制。
“5G的发展，AR/VR设备的普及，会从技术层面给直播带货行业带来巨大的想象空间。”陈丽告诉中国青年网，5G环境下，直播视频的速度和清晰度会有大幅度提升，电商直播制造的临场感也会愈发生动鲜活。VR直播营造虚拟的购物环境，使观众“身临其境”，商品细节一览无遗，这种沉浸式体验有助于消费者了解真实情况，有利于改进现有的直播带货中的失信问题。
对于新技术助力解决网络失信问题，黄楚新的判断更加乐观。“未来，前沿技术将为我国网络诚信建设提供更大的想象空间。人工智能技术将通过机器学习不断完善信息监管与筛查机制，保障网络诚信建设的程序化与规范化。区块链技术以其去中心化与安全可靠的特点搭建网络诚信体系，激活行业发展的内生动力。今后随着量子通信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网络诚信建设必将借助系统化、底层化的科技力量，迈向量子加密传输的新阶段，助力我国数字经济行稳致远。”
公益诉讼：检察机关根治网络失信新尝试
最近几年，检察机关的公益诉讼新尝试，正在为根治网络失信行为探索司法路径。
网络预付卡存入高额款项，但一朝商家跑路，款项立刻打水漂。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高继明都是全国人大代表，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他们与其他三位全国人大代表一起就探索预付卡消费领域检察公益诉讼、推动相关法律完善提出建议。最高检还曾专门组织全国人大代表赴上海和黑龙江两地实地调研。
在上海的调研中，代表们发现，预付卡消费这种网络失信行为和“九龙治水”的痼疾有关。根据上海市商务委市场秩序处处长刘炜的调查，单用途预付卡实行备案制，虽然法律上要求发卡企业必须把信息系统跟监管平台进行连接，但大量企业并没有按照地方人大要求联网、上报，商务部门也没有比较有力的手段强制所有的企业实现报备，只能先行把头部的大企业管住。“单用途预付卡消费领域的有效监管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光靠一个部门是不行的，必须形成合力。”他说。
检察机关的介入，成为撬动多部门联动、推动社会共治的关键一环。
上海市松江区市场监管局副局长宗晔发现，落实层面监管主体不明，权责不清，程序过于复杂，监管责任与执法权之间有错位现象。按照商务部的规定，商务部门有监管责任，也有权处罚，但由于商务部门没有执法力量，也无法做到日常巡查，所以处罚最终是由市场监管执法部门执行。
“关于是否有必要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制发检察建议，调研中许多地方和部门提出，应当顺应互联网时代新业态的发展，搞准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的新属性，主要是消费方式还是融资手段，再确定主管部门，规范监管措施。”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八检察厅主办检察官、二级高级检察官邱景辉认为，鉴于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有必要明确牵头部门，统筹协调相关职能部门，发动行业协会、经营者、消费者积极参与、共享共治。
“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指出，紧盯人民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自觉在保障人民权益中担当作为。我们将抓紧研究论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效果导向，坚持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以公益诉讼检察为抓手，协同刑事检察、民事检察、行政检察综合发力，争取从国家层面推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监管资源整合、力量融合、手段综合，创新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源头治理，形成源头治理、预防为主的整体效应。”邱景辉说。
